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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关乎企业家事业成败？

东方愚女性荷尔蒙中

让盖茨们获益良多？

比尔·盖茨和乔布斯有什么共同点？

你可能会脱口而出：第一，他们是同龄人，均于1955年出生； 第二，他们都创建了一个庞大的IT产业帝国，比尔·盖茨凭借微软曾长期“霸占”着“世界首富”之宝座，而乔布斯的苹果公司现在是全球市值最大的上市公司；第三，他们都在不到60岁的时候退休了。

你瞧，还有一个对两人来说都至关重要的共同点给忽略了，那就是——他们都找了一个好老婆。

2011年盖茨来中国访问时，杨澜问了他一个问题，你一生中最聪明的决定是创建了微软，还是成为了一名出色的慈善家？

比尔·盖茨的回答让在场的所有人都觉得有些意外：“两者都不是，找到了合适的人结婚才是！”

盖茨不是在哄妻子梅琳达开心，这是真情流露，内心的声音。

对于乔布斯来说，和劳伦娜结婚是他完成性格嬗变过程中的润滑剂。他创业的前10年，性格狂躁甚至有些暴戾，对创业伙伴不仁不义，对自己的亲人亦如是——不接受自己的私生女，甚至以自己没有生育能力为幌子，和前女友划清界限。这种做法令人发指，而乔布斯也遭到了“报应”，被驱逐出了苹果公司。1991年，即乔布斯二次创业6年后，也是他重回苹果公司的6年前，他和劳伦娜结为连理。他终于明白，亲人是永远不能割舍的牵挂，家庭才是最朴实无华的心灵栖息地。

“军功章上，有你的一半，也有我的一半。”把盖茨和乔布斯的成功归功于女人的力量显然不妥，但是可以说，从女性荷尔蒙中的获益良多，促使他们告别性格或人格缺陷，从而在事业上取得了巨大成就。

盖茨夫妇很早就常常出双入对，而一向“金屋藏娇”的乔布斯在几年前的苹果公司新品发布会上，也破天荒地把太太给带来了。

事实上，并不是因为盖茨和乔布斯成为巨富、全球知名企业家了，我们推开他的家门，“惊讶”地发现拥有一位“贤内助”是多么重要的成功元素，恰恰相反，他们和普通大众一样，没有三头六臂，或者退一步来说，他们是生物族群中普通的一分子，雌雄之间的感应与吸引、帮助与促进是应有之义。

中国的企业家更是如此。

“家文化”与断裂的中国商业文明

中国的商业文明是断裂的，1956年的时候，私营经济在整个中国一夜之间消失了，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才重新破土。对于第一批掘金的商人来说，他们没有什么可以传承，甚至身边没有任何榜样可以借鉴，所谓摸着石头过河，一对小夫妻，一个小作坊，生意跌跌撞撞就开始了。在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家文化”原本就举足轻重。国学大师钱穆说:“中国文化，全部都是在家庭文化上筑起的。”

当这些商人经过30年或20年，在中国商业舞台上占据一席之地，成为明星企业家或经理人时，如果我们仅仅从商业本身去追溯其成功基因，而没有关注或很少关注“家文化”，我认为这同样是一种“断裂”。

刘永好当年从卖鹌鹑蛋开始创业时，妻子李巍的能力在他之上，如果把其家族企业成立时，夫人们被“劝退回家”理解为中国文化中男耕女织之传统观念使然的话，当李巍后来按捺不住自己创业的冲动，并创办了一系列企业时，她这种脾性会让刘永好内心产生什么样的潜移默化的变化？这种变化又会如何影响刘永好的脾性，从而使得他在新希望的永续经营和金融投资上有条不紊，且不时以退为进呢？

再如，“学历门”事件的发生，使得唐骏被人们重新认识——尽管他的能力甚佳，但其实从日本留学到美国创业，再到进入微软，不久后回到中国，直至加盟盛大，最后又转战新华都，他的每一次转身都是因为遭遇了不快，然而他习惯性地把这些转身渲染得很是华丽。那么，他的这一自恋般的性格之源泉来自哪里呢？或与自小出身贫寒、时有自卑有关，但想一想，他的妻子孙春蓝也是很出众，且每一次都会给唐骏一些忠告，为什么唐骏无一次听得进去呢？与他们结婚20年，但因“错位”分居两地就超过10年的情形有无关联呢？

听起来有些八卦？其实，刚开始酝酿《荷尔蒙经济学》这一选题时，我是这样定位的：虽然我在本书中会写到许多富豪夫妻之间的故事，甚至有一些是独家披露，但我的初衷绝非仅仅去满足读者的好奇心和偷窥欲。我想做的，是从女性荷尔蒙的角度，来观察一个群体诞生、生长和兴衰的生态当中的那些规律——特别是足以颠覆我们先前观念与逻辑的规律。

“婚姻经济学”中的市场关系

我曾对 “婚姻经济学”这一概念有点厌恶，因为经济学上有一个“理性经济人”的基本前提，即假设在一定的约束条件下，每个人都是理性的，一切行为的目标，都是希望实现自己的效用最大化。我们怎能以如此功利的眼光来看待婚姻呢？

那个时候我还很年轻，觉得“爱情至上”。直到后来我读到美国经济学家加里·贝克尔（Cary Becker）的《家庭论》(A Treatise on The Family)一书，才开始改变看法。

贝克尔的这本书其实应该叫做《家庭经济学》或者《婚姻经济学》，他把婚姻关系视为一种市场关系，运用经济学工具，对恋爱、结婚生子、离婚等行为一一作出分析和解释。

他说，从恋爱到婚姻的过程，就是一个寻找目标市场、考察对方需求、沟通商品交换条件和签订契约的过程，而婚姻的本义，也可以理解为人们为了降低交易费用、实现规模经济的一种组合形式；他同时还用经济学模型分析了家庭中男女分工、对孩子的不同需求甚至一夫多妻等话题。

我在2006年读完贝克尔这本书后就成了“贝粉”。老贝是个“大嘴巴”，在美国惹的争议不少。他放言“对石油企业征暴利税是愚蠢之举”，还曾说“微软的低价竞争策略是其提高消费者剩余的良心体现”，后又称“夫妻都有工作影响婚姻价值”，言外之意是娶职业女性要当心！

但我喜欢贝克尔的特立独行，因为他有自己的一套理论和分析方法，你听了之后会觉得无从反驳，甚至被他说服。当然，加速我认同贝克尔“婚姻经济家”理论的另一个主要因素，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中国大中城市的房价，开始像脱缰的野马一样疯狂起来。我周围许多要结婚的人的行为和表情、模式与路线，几乎完全像贝克尔在《家庭论》中描述的那样。我不知道应该佩服老贝的“先见之明”，还是感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背后的整个社会正在失去和变异的一些情愫。

现在我发现，5年来我那些结婚的朋友们，个个都成为了理财专家，而离婚的朋友们当中，有几个转行做了企业兼并和重组顾问的工作。

婚姻成败关乎企业家事业成败？

在日本企业里，如果一个男人处理不好家庭问题的话，基本上难有升迁的机会。松下幸之助在企业管理中对这一点非常看重，他认为，“小家”搞不好的人，很难搞好“大家”。

在美国，10多年前，一位名叫托马斯的社会学家在调研了1300多位富豪后，写成了名为《百万富翁的智慧》一书。他的研究表明，婚姻和事业是正相关的，80%的事业成功的人从没有离过婚，而那些离婚后开创个人事业成功的，第二次婚姻也平均维持了十年以上时间。

但不要就此认为《荷尔蒙经济学》是中国企业家婚姻的“大败局”，毕竟我的样本数量有限，更多能够同时将婚姻和企业经营得有声有色，但规模并不够大——“小即是美”的中小企业被我们忽略了；另一方面，中国经济形势混沌和民间仇富现象的愈演愈烈，使得那些能够原本有着阳光化意愿的知名企业家们打消了主意，又将另一半给“藏”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