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这9年是怎么度过的？

　　 郭利：孤军奋战。我在监狱里跟妻子离了婚，失去了孩子的监护权。由于各种恐惧、不安，家人都放弃了，出庭作证都回避了。原来理解我的人也不理解了，没人认为有希望。我完全靠着思想精神坚持到宣判。

　　 新京报：坚持的动力是什么？

　　 郭利：我相信自己是对的，必须为真理坚持下去，甚至用生命来捍卫。

　　 事发

　　 “为受害的女儿而战”

　　 新京报：如何发现奶粉问题？

　　 郭利：当时孩子身体不舒服，带她去检查，医生说肾里有结石状态。我把孩子吃的奶粉送去检测，检测发现有问题。然后我去找商场，商场让我跟厂家谈。

　　 后来，我就跟雅士利和施恩公司谈。他们承认孩子是受害者，但只能给2000元（注：“三聚氰胺奶粉”医疗赔偿额被分三档：死亡患儿20万，重症患者3万，一般性治疗2000元）。但我给孩子看病和检测奶粉等已花了几万元。对方让拿出证据，我就搜集了很多证据，他们又找了我，签了40万元的赔偿协议。

　　 新京报：后来又有了300万元协议？

　　 郭利：之后我接受了媒体采访。他们又给我打电话，说愿意继续谈，什么条件都可以。

　　 我就跟母亲一起去谈。我提出了自己的误工费和孩子以后的保险，写了个要求赔偿的协议。这是他们让写的，说是要讨论批准，只有看到书面内容才能拨钱。后来，他们约我到杭州拿钱，没想到我被打入牢狱。

　　 新京报：对敲诈的质疑怎么看？

　　 郭利：很多人都说我太贪了，过度了，但如今判决把这些说法完全否认了。我并没有找公司要钱，是他们主动送来的，公司主动提出赔偿，是天经地义的。我的孩子是受害者，我为什么不可以接受。

　　 我为受害的女儿而战，没有为钱而战。我是通过为她而战，得到她应得的足够她一生甚至是她下一代人的赔偿，我不认为做得过分。